一纸官方通报，未能安抚那颗坠落的年轻生命背后破碎的心。2025年6月13日，“罗帅宇坠楼事件”调查结论公布，却激起家属与网络舆论齐声质疑的浪潮。
知名媒体人胡锡进先生发表文章《再评罗帅宇事件：省一级的联合调查算不算“自己查自己”？》认为，省一级的联合调查不是“自己查自己”，理由主要是：第一，联合调查组由多方人员组成，虽然他们中可能包括中南大学和湖南卫健委，但结论必须联合做出，而且湖南省在用整个政府的权威为该结论背书，这个级别已经是非常高的；第二，家属和一些支持者提出要“由国家卫健委、国家监察委、公安部组成独立联合调查组介入全面彻查”。我个人认为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社会不应该支持家属这样提要求。由全国最高资源调查一个说不上非常复杂的事件，大家设想看，如果每出一个案件，家属就要求达到国家监察委、公安部和国家卫健委这样联合调查组级别的介入，我们社会承受得起这样的成本吗？
面对胡锡进先生所强调的“省级联合调查组”权威背书无法平息质疑的现实，我们不禁要问：当程序正义的基石缺失了独立监督的支柱，再高规格的“内部权威”，又如何能承载公众信任的重压？
是的，调查组规格不容小觑。湖南省卫健委、中南大学与长沙市公安局三方联合，省级政府动用行政资源做信用背书，组织层级不可谓不高。
然而，问题恰恰深埋于这种“内部闭环”的运作逻辑之中。参与调查的中南大学，本身就与事件存在难以切割的关联——它既是该学子的母校，其管理责任也天然成为调查对象之一。让被质疑的对象参与厘清自身责任，宛如要求运动员同时担任裁判员。纵使有“联合”之名，调查过程却未能吸纳关键利益方家属的代表律师参与，更未引入任何独立于涉事体系的第三方力量。此时，“联合调查”之于程序正义的核心要求——中立性与无利害关系——已然蒙上阴影。胡锡进先生强调的高级别权威背书，难以弥补这一根本性的程序缺陷。
罗帅宇事件绝非孤例喧嚣。公众记忆中，那些一度喧嚣尘上的公共事件调查结论，如过往某些地方重大事故或争议案件，也曾因缺乏中立监督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官方调查组的公信力危机，早已如一层薄冰覆盖在社会的信任河床之上。每一次类似罗帅宇事件的调查风波，都仿佛在冰面上增添一道裂痕。纯粹依赖内部调查而不注入独立元素，公众疑虑只会如野火蔓延——不是公众天生顽劣不信，而是程序的先天瑕疵让阳光无法充分照入。
诚然，胡锡进先生对动辄呼吁国家级调查资源介入的担忧有其现实考量。高昂的社会成本确是不可回避的硬门槛。但此路不通，是否就意味着引入独立监督便无路可走？
绝非如此。在既有调查框架内巧妙引入第三方力量绝非天方夜谭：可邀请法律界代表、资深媒体人乃至社会贤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调查过程，确保程序透明；亦可考虑由更高层级（如省人大或纪委监委）牵头组织，吸纳具备高度公信力的社会人士共同参与关键环节的评议与监督；更可借鉴某些领域的成熟做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常设审查机制，遇重大公共关切事件时自动启动。这些路径成本可控，却能实质性增强程序的正当性与可信度，令调查结论真正具有弥合分歧的能量。
程序的瑕疵，终将侵蚀结果的重量。罗帅宇事件中公众的追问，绝非对逝者家属情绪的简单认同，而是对程序正义这一现代治理核心命题的深切叩问。当纯粹依靠“内部权威”的背书无法平息疑虑，答案已不言而喻：唯有将独立监督的阳光引入调查程序深处，打破闭环，才能重塑那岌岌可危的信任基石。
这不是对现有努力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真诚期望。信任只能建立在看得见的公正之上——程序正义不仅是抵达真相的路径，它本身便是真相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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