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观察者网等多家媒体6月16日报道，6月15日，安徽宿州的种植户曾先生反映，他在当地承包了500亩地种土豆，收获时却遭到大批村民哄抢。曾先生表示，除了用麻袋装，很多人干脆开着三轮车一趟一趟来地里拉，“包括被挖走和破坏的在内，地里的土豆损失将近100万斤，按照每斤批发价0.6元计算，经济损失约60万元。”
曾先生还称，警方曾经对他表示，“法不责众，人太多了，我们也没办法。”6月16日中午，曾先生反映，已有政府工作人员向他施加压力，让他删除视频，减少负面影响。“此外还有各方面找到我的亲友劝我不要再反映，说胳膊拧不过大腿。”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s认为，田野里上演的这场“零元购”闹剧，撕开了乡村文明最血淋淋的伤口。当数百村民开着三轮车、扎营田埂昼夜哄抢承包户的百万斤土豆时，当警方以“法不责众”为由消极应对时，当政府工作人员要求受害者删视频“减少负面影响”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私有财产的践踏，更是法治精神在基层的全面溃退。
“大家都抢，不拿白不拿”的群体心理瘟疫，将赤裸裸的盗窃异化为“理直气壮”的集体行动。参与者们像中了邪般相互传染，用“捡漏”“帮忙收成”等荒唐借口自我麻痹。更可怕的是，这种心理竟得到部分基层执法者的变相认可——派出所那句“人太多了，我们也没办法”，无异于给违法者发放免责金牌。历史反复证明，“法不责众”从来都是反法治的伪命题，当法律在群体违法面前退缩，社会秩序只能更加混乱。
这种集体无意识背后，是基层治理者对群体性事件的软骨病。从河南瓜农到山东菜农，类似哄抢之所以屡禁不止，正因为违法成本低至可以忽略。宿州事件中，警方直到损失难以挽回才迟迟立案，前期处置被质疑“雷声大雨点小”，这种绥靖行为本质上是对违法行为的变相鼓励。当法律变成田间地头的稻草人，再庄严的条文也难挡贪婪的蝗虫。
比哄抢更值得警惕的，是基层权力系统的反应模式。如果说警方初期处置的乏力，暴露的是对群体性违法事件的应急机制失灵；那么事后要求受害者删视频的举动，则折射出某些官员捂盖子的惯性思维。这种“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做法，与构建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土地流转中的认知鸿沟。部分村民仍固执认为流转土地上的收成是“集体财产”，这种观念与现代农业产权制度激烈碰撞。而基层干部那句“村民不是抢，是捡”的荒谬表态，暴露出某些治理者自身法治观念的落后。当执法者都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法治尊严自然荡然无存。
这场土豆劫掠事件最荒诞的，莫过于哄抢者笑着搬运“战利品”的监控画面。当违法成为集体狂欢，当执法者选择明哲保身，我们失去的不止是百万斤土豆，更是文明社会的根基。唯有让每个违法者都付出代价，让每寸土地都笼罩在法治阳光下，“法不责众”的恶疾才能根治。否则，今日被哄抢的是土豆，明日被蚕食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目前警方已经对事件进行调查，希望最终能够打破“法不责众”的魔咒，让法治阳光照耀到田间地头。
| 上一篇： 仲若辛丨罗帅宇事件调查中的程序正义之问：为何官方调查亟需第三方监督的阳光？ |
| 下一篇： 这是最后一篇，下一篇没有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