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程序辩护与庭外辩护，作为两大主要辩护策略，既在纠正司法偏差、保障当事人权益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又在司法实践中遭遇新型挑战。这种对立关系，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程序辩护和庭外辩护，在推动司法公正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申请回避、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辩护方法，在很多案件的辩护中，甚至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比如我和团队黄海志律师辩护的河南刘某涉恶案件，就是通过申请法院异地管辖，最终二审异地管辖，然后实现全案多人无罪的效果。还有我们团队辩护的某副市长吴某被控受贿案，也是通过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辩护，实现二审改判。
庭外辩护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很多陈年冤案，通过庭外的喊冤，通过媒体的监督，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最终取得无罪结果。我代理申诉的云南张满故意杀人案，四十余家媒体持续关注，最终使得蒙冤28年的张满获得清白。包括念斌案、聂树斌案等很多案件都证明了，庭外辩护，在打破司法惰性方面的独特价值。
因此从实践来看，程序辩护和庭外辩护，在很多案件中确实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也是这些年以来，虽然一直有人对此持有异见，但是其一直盛行的原因所在。程序辩护和庭外辩护，已然发展成律师的常规武器。
值得警惕的是这两年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部分法院开始采用“程序消耗战”——通过延长审理周期、形式化满足程序要求后加重刑罚，这种异化现象，被实务界称为“报复性司法”。本来在法定的量刑区间内可以判五年的，最后可能判了八年。还有的，家属喊冤被抓，这种例子已不鲜见。
对于“报复性司法”这种现象，律师界应当有所警惕，有所防备，需要及时调整辩护策略。如果被告人确实有罪的，可以通过认罪认罚程序，和检察院、法院多做沟通工作，以便取得较好结果，这个结果肯定比死缠烂打要好得多。
我们去年辩护的一个国企老总被控合同诈骗案、贪污案，其中合同诈骗金额800余万元，主犯；受贿罪金额200多万元，主犯。这样的指控情况，被告人就面临着十多年的刑期。我们在庭前会议上提出，合同诈骗罪准备坚决做无罪辩护，贪污罪认罪认罚。后来，我们与检方协商。检方同意，在合同诈骗罪认罪的情况下，调整量刑情节，变更起诉书，把合同诈骗罪主犯改为从犯。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了三年三个月，以贪污罪判了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虽然没有实现合同诈骗罪的无罪，但总和刑期实际上和无罪判决的结果差不多。
这个案件的沟通过程，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深入交换意见。虽然，合同诈骗罪从法律上讲，应当无罪，但大家对拿到无罪判决均没有信心。从全案情况看，还有个贪污罪是构成犯罪的。如果在最终刑期上能达到目的，那就可以协商量刑。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家属和被告人都是很认可的。
当然，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个案件都不一样。如果辩护人内心确信被告人无罪，且被告人和家属坚决要抗争到底，那就放手干吧。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但实践中的情况往往复杂。辩护人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充分发挥智慧，通过多种方式取得较好结果。毕竟，如果程序辩护越精细而判刑越重，或者，如果庭外辩护发声越猛而被抓的人越多，也是有违辩护人职责的。
一辆汽车如果只有油门没有刹车是很危险的。同理，辩护人如果只有勇气而没有谋略，也同样是不可取的。这几年以来，刑辩舆论场一直在强调勇气。没有勇气当然是不行的，但只有勇气也是不够的，还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筹谋，以争取最好的辩护结果。
在司法环境出现部分异化的当下，辩护人在掌握“手术刀式”的专业技艺的同时，还应注意保持策略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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