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仲若辛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杭州保姆莫焕晶纵火案，随着一声枪响，早已尘埃落定，其审理期间关于委托律师与法援律师的程序之争也已随风而逝。近日，北京、广东两名律师前后分别申请会见“北大学子弑母案”嫌疑人吴谢宇，遭警方拒绝，让这种程序之争再起涟漪。
2019年5月27日, 吴谢宇在逃亡三年后，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作出逮捕决定，吴谢宇被羁押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澎湃新闻2019年6月14日报道，广东律师胡朝晖，受吴谢宇爷爷、姑姑的共同委托，以吴谢宇辩护律师的身份，前往福建福州市第一看守所，申请会见吴谢宇，被看守所告知：吴谢宇写了一份声明，称其不需要委托辩护人，公安已通过法援机构，为他指派了辩护人，胡朝晖无权会见吴谢宇。律师要求公安出示吴谢宇不委托律师的声明，办案警官告知，爷爷无权为孙子委托辩护律师。之前，北京律师燕薪，5月份也曾受吴谢宇家属委托，前往该看守所会见吴谢宇，公安机关也以同样理由未予安排。
当事人亲属委托律师，律师却无法履职，其间的几个法理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看守所口头拒绝安排会见是否妥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关系的，办案机关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予安排会见。根据该规定，即便是吴谢宇不同意委托该两名律师辩护，办案机关也应该允许律师会见，当面向其本人确认解除委托关系；在看守所拒绝安排会见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的情况下，律师要求警方出具其本人不委托律师的书面声明，于法有据，看守所口头拒绝当属无理。
二是法援律师在一些案件中是否被滥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第十二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法律援助仅适用于经济困难的当事人，以及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形。对于经济上并不困难，或者在其已经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办案单位不应慷国家之慨，用纳税人的钱为其额外购买法律服务。
三是谁有权为其聘请律师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第一百零八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法律规定确实如此，但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当事人父母双亡，没有结婚而无夫妻一方委托，而又没有同胞兄弟姐妹，从善意的角度说，应当允许其在世的其他亲属为其聘请律师。允许当事人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叔叔舅舅、姑姑姨妈等并非近亲属的知近亲属来为其聘请律师，既合乎人伦常理，又不违背法的本意，亦可为国家财政节省一份珍贵的法律援助资源。另外，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都被《继承法》规定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亦足以说明其亲情远近。实践中，我本人也遇到过父母双亡的当事人，而由其舅舅委托律师辩护的情形，办案单位在获知其家庭状况后，也并没有拒绝我参与诉讼。我认为这是司法良善之举，更好地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需要明确的是，当事人不仅有让律师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且，还有自己选择或者交由亲属选择律师的权利，这份私权，应该受到尊重。委托人与辩护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更多的是出于一份信任，而不是说，只要有个律师辩护就行，随便哪个律师来辩护都可以。指定律师辩护，虽然从形式上满足了被告人必须有辩护人的程序需要，实际上，完全剥夺了其选择律师的权利。
在杭州保姆纵火案中，也曾发生律师退庭后其他受托律师介入不得的情况，法院也同样为其安排了法援律师出庭辩护。司法机关，为何热衷于指定法援律师而对委托律师不待见？究其原因在于，指定律师按部就班地听从安排辩护，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司法机关程序推进需要，可以防止委托律师介入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对既定进程的“干扰”。对于委托律师有可能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司法人员回避、嫌疑人精神病鉴定、非法证据排除等，则可以完全避免，这大可满足其快速推进不受干扰的潜在心理。
莫焕晶案，从实体处理上说，在这个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可谓罚当其罪。虽然，重实体轻程序浸淫已久。但，与“你怎么为杀人犯辩护”的陈旧观念相反的是，越是在这种重大命案中，越凸显辩护律师的程序正义价值。而让当事人选择自己信赖的律师，也是这种价值的应有之义。在吴谢宇案发生地福州，也曾发生念斌案、陈夏影案、吴昌龙案。这些重大错案的教训，固然说明，查明事实避免冤案错案，是程序正义之功用；但如何增强判决信赖，建立司法公信，则是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司法机关没有把莫焕晶直接拉去刑场，而是将其接到庭审现场，也正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这种独立价值。
所以，不能为了一声枪响的必然结果，而在程序上面，留下一滴抹不去的蚊子血。
参考资料：
①澎湃新闻：律师称受吴谢宇亲属委托申请会见被拒，获答复已有法援律师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680607?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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