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仲若辛
▍来源 公众号刑辩若辛
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获取口供，在中国有着千年历史。刑讯逼供，西周时期即已产生，自秦朝起，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确立下来。之后历代法律，均规定在审讯中可施加拷打，从《秦律》到《唐律疏议》，从《宋刑统》到《明会典》，刑讯制度，逐渐周密完备。“肆行惨虐，曾靡人心”，“楚疼切心，何求不得”，生动描述了唐朝刑讯逼供的残忍状况。中华法系的历代法制史，总缺不了刑讯逼供这一页。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强盗不加酷刑。但酷刑有时亦加于文人雅士之身。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小白菜冤案”，即为一例。县令先入为主，认定葛毕氏因奸杀夫，被其否认后马上动刑，致葛毕氏诬服，供称系杨乃武授其砒霜，谋毙其夫。杨乃武到案后不服。因杨乃武举人之身，无法用刑，县令遂上报革去其举人功名，后刑讯逼供。杨乃武被迫画押招供。
大河奔流向东，历史总在重演。在法治破碎的十年里，几多知识分子，不堪侮辱及皮肉之痛，一死了之。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记》感慨，以前只知道“士可杀，不可辱”，现在才晓得，“士可杀，亦可辱”。
2014年3月，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一周年时，专事刑辩的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了一份新刑诉法实施状况调研报告。媒体采访了多名刑诉法专家，以《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刑讯逼供已超公安》为题，进行了报道。
“客观地讲，中国的刑讯逼供行为最近这几年在明显减少，这一点我们要面对”，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顾永忠说，“现在揭露出来的一些严重的刑讯逼供冤案，比如张氏叔侄案，大概都是比较早一些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我认为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最好的是公安机关，看守所的管理变化最大；退步的是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刑讯逼供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超过了公安”。
刑讯逼供已转移，我们来到了防范刑讯逼供的新时代。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宪法》。《刑事诉讼法》亦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
刑讯逼供何以转移？难道党章党纪竟是法外之地？
查，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修改的《中共共产党章程》，均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条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个人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
早前的1994年3月25日，中纪委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确立了对党员干部的“双规”制度。第二十八条（三）项规定：“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但亦同时规定，不准对被调查人或有关人员采取违犯党章或国家法律的手段。
2017年1月8日，中纪委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第三十条规定，审查应当充分听取被审查人陈述，保障其饮食、休息，提供医疗服务。严格禁止使用违反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手段，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第三十二条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违规违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隐匿、损毁、篡改、伪造证据。第五十三条规定，对纪检干部以违规违法方式收集证据等违纪行为，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严肃处理。
以上可见，党章党规亦非法外之地。一如《宪法》所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刑讯逼供之转移，当无党章党规之缝隙可钻。
不得不说的是，长期以来，尤其是监察委改革前夕，个别地方的个别办案人员，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完成“办案指标”，片面追求反腐政绩，邀功请赏，罔顾程序正义。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党规，以及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法律，历来反对刑讯逼供，坚决纠正冤假错案。个别办案人员的行为，不仅违反党章党规，而且违反法律规定，败坏党的形象，腐蚀司法机体。无论是南昌周文斌案，还是连云港杜宇平案，以及新近发生的盐城吴晓东案，均在由纪委审查进入诉讼环节后，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刑事法治的点滴进步，离不开一个个鲜活个案的反思总结。党领导的司法机关，在平反冤案，吞咽刑讯逼供苦果的同时，痛定反思，出台了以庭审为中心的多项改革举措。但证人出庭，排非制度的落地，仍需司法机关更新观念，从个案做起。否则，精良的制度设计将被架空，走进一边平反，一边制造的怪圈。而这，显然是所有善良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一面，不管是制度的设计者，还是一个个普通的诉讼参与人。
打击犯罪，亦应保障人权。若程序正义不彰，则人权难以保障。反腐，是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程序正义，同样是人民群众的美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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