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是某地公安机关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一天，李某找到某个体印刷厂厂长梁某，向其提供样单，让其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并约定获利后两人分成。2005年3月至10月，李某利用职务便利，用假交通违章罚单向违章车辆收取罚款共计5万元。按照协议，李某按30％分给梁某1.5万元，剩余3.5万元自己侵吞。
在对本案定性问题上，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李某和梁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其中，李某是主犯，应当负主要责任，梁某是从犯，负次要责任。其理由是：
首先，李某和梁某内部分工明确，共同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是共同犯罪。其中，李某是积极参与、策划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责任，是主犯，梁某在李某的授意下实施了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的行为，是从犯。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具体到本案，从主观方面讲，李某和梁某有非法骗取罚款的故意，非法占有的目的明确。从客观方面讲，李某向梁某提供样单，授意梁某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梁某实施了为其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的行为。李某实施了用虚假罚款单迫使行政相对人——违章驾驶员“自愿”交出的钱款的行为。李某和梁某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行政相对人——违章驾驶员对自己财物的所有权。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李梁二人是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当然，在本案中，李某利用自己的交警身份，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诈骗行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是一个从重量刑的情节。
第二种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梁某是贪污罪的共犯。其理由是：
首先，李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犯罪主体符合。罚款行为与提供假交通违章罚单行为紧密相连，没有梁某提供的假交通违章罚单，李某的罚款行为就无法实施，没有与交警身份相关的罚款行为，就没有制作虚假罚款单的获利性，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其次，虽然假交通违章罚单是假的，但被罚者不明知，且罚款行为以违章为前提，所以罚款所得款项应视为“公共财产”，符合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其行为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符合贪污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李某利用了其交警身份的职务便利。李某作为交警，其职责包含对违章车辆驾驶员进行交通法规教育和罚款，以及将罚款向财政部门上缴的义务。该案中，李某用虚假罚款单收取罚款，隐匿而不上缴，属于以“欺骗”的手段，将罚款“侵吞”的行为。关于共同犯罪方面，梁某向李某提供假交通违章罚单，并按照议定比例分成，其共同犯罪故意明显。综上，应按贪污罪追究李某及梁某的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上路收取罚款和分赃行为都是实行行为，制作虚假罚款单的行为是一种共同实行行为。按照“实行犯决定论”的观点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应以李某的行为性质定性，梁某构成从犯。按照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的规定，对梁某应当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
同意第二种观点，应当以贪污罪共同犯罪论处。其中李某是主犯，梁某是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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