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可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此规定明确了犯罪主体，但由于“影响力”属于抽象概念，加之实际生活中“影响力”的内涵丰富多彩，因此未作明确限定。而“影响力”的限定对于认定该罪又具有条件性的意义。笔者认为，应正确把握“影响力”的内涵，方能正确定罪量刑。
首先，应正确认定密切关系人。密切关系人是是否具有“影响力”的条件之一。笔者认为，密切关系人的范围应适中，既不能放纵犯罪，也不能打击面过宽。近亲属的范围应作广义解释，与我国传统的亲属观念相结合，其他密切关系的人也应作宽泛的理解，主要是看双方平时的关系是否密切，能否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进行受贿。
其次，应正确界定“影响力”。此类犯罪的“影响力”应属于非权力影响力，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影响力，一般表现为通过血缘关系、社会交往而产生的影响力。影响力包括生活事实上的影响力，譬如配偶、情人、亲属、朋友、老乡、师长、同学、家庭所雇佣的保姆等对国家工作人员生活产生的事实上的影响力。但是，法律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事实的简单反映，行为人同国家工作人员具有某种生活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确定“影响力”的标准，能否真正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才是确定“影响力”的标准。
再次，应从事后看“影响力”。实践中，是否利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谋取利益事前难于把握判断。笔者认为，对此采取事后判断为宜，即如果行为人可以利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在这之前曾利用过影响力，或在本次行为中能判明影响力的存在，行为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则可以推定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了“影响力”。
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七)》对利用影响力受贿规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对“影响力”判断偏重于是否影响到国家工作人员正确履职，在现行刑法对受贿犯罪采取更为严厉态度的前提下，此款规定对“影响力”的界定还是较为模糊，在司法实务中不易把握，笔者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影响力”范围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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