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平、赵作海、陈满、刘忠林、金哲宏、李锦莲、念斌、吴昌龙、陈夏影、黄兴……他们现在都好吗？国家赔偿拿到了吗？工作生活都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和困扰？快过年了，这些受过苦、受过难的人，你们要幸福啊！
▍文 李蒙
▍来源 民主与法制杂志
编者按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冤错案的平反昭雪变得越来越习以为常，以致2018年刘忠林案、李锦莲案、金哲宏案平反时，人们已经没有了往年的兴奋与激动。这些冤案的平反，不仅没有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反而赢得了党心、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冤案的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伴随着司法活动的始终。勇于纠错、敢于担当，恰恰是中国司法机关应该具备的品质。对于冤错案，只有发现一个就纠正一个，才能更加接近习近平zong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宏伟目标！
本期聚焦，我们史无前例地打造了一篇8页篇幅的文章，对近年来平反的冤案进行梳理和总结，对案件中的当事人进行追踪报道。我们满怀希望，更充满期待，在未来“平冤”的路上，有更多的人能得到真相的“告白”。
2019，让我们再出发！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冤错案不断得到平反。那些经受过长期的牢狱之灾又走出监牢的蒙冤者，现在过得怎么样？又快过年了，他们还好吗？当已经出狱10年的赵作海随着“权健大厦”的轰然倒塌再次进入舆论视野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冤案“主角”多数已经不再被媒体关注。
临近春节，本社记者对他们或他们的代理律师逐一进行了采访，发现他们的处境相差甚远，有的已经把事业发展得风生水起，有的过上了儿女双全、和和美美的平静生活，也有的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有的甚至陷入了新的困境……
出来还不如关在里面？
2019年1月13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对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束昱辉等16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批准逮捕，“权健大厦”轰然倒塌，也彻底击碎了赵作海的发财梦。
1952年出生的赵作海今年已经66岁，河南商丘柘城人。1999年，他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亡者归来。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赵作海无罪。出狱后的赵作海领到了65万元国家赔偿款，并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一些司法案件，时不时出现在舆论视野中。
但2012年以后，有关赵作海的新闻越来越负面，当年7月24日，赵作海所陷的“西部大开发”传销案宣判，骗子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赵被骗的17万余元并没有要回来。当地政府为他安排了环卫工人的工作，但2014年赵作海辞职了，开始代理权健直销保健品。夫妻俩平时省吃俭用，所剩无几的赔偿款都买了权健产品。随着权健公司涉嫌犯罪，买权健保健品花的这些钱，很可能血本无归。
据媒体报道，赵作海夫妇这些年买的权健保健品其实没有卖出去多少，大部分都自己吃了。今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赵作海的家里却没有暖气，不知道谁能在新春佳节给他们老两口送去点滴的温暖。
同赵作海相比，2016年5月平反出狱的陈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将275万余元的国家赔偿款花得所剩无几了。据他的代理律师王万琼向记者介绍，陈满平冤回家后不久就被传销人员盯上了，先是维卡币，再是一吃黑，后来也加入权健。当初他相信了投入100万元就可以收益900万元的“神话”，在虚拟货币、网络金融等专业术语“金光”加持后，被“维卡币”骗走100万余元。随着权健的崩塌，陈满的发财梦也彻底碎了。
陈满的父亲已经去世，现在他长年呆在绵竹陪伴老母亲，估计会为老母亲养老送终。23年的冤狱并没有浇灭陈满出狱后的创业热情，毕竟入狱前他是个很有商业头脑、生意也做得很成功的小老板，但只争朝夕的迫切心情，也让他慌不择路，最终陷入传销困境不能自拔……
国家赔偿的喜与忧
从赵作海的65万余元，到陈满的275万余元，再到2019年1月刘忠林拿到国家赔偿款时，已经变成了460万元，创下了平反冤案国家赔偿数额的最高值。但也是因为赔偿款，女友分手，兄弟反目，刘忠林感受到了亲情的缺失和爱情的迷茫，也放出狠话：“谁也别想打赔偿款的主意！”
刘忠林平反出狱后打破了陈满被羁押23年的最长蒙冤羁押纪录，他被羁押了25年零3个月，9217天。2018年4月20日被宣判无罪后，5月初，刘忠林经人介绍与一位叫“宁宁”的女青年交往，一个月后就谈婚论嫁，刚刚会用智能手机的他就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两人的合照。刘忠林一直在等待他的国家赔偿，但久等没有消息，就多次发微博微信表达自己焦虑的心情。看他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憨厚老实，直爽率真，很容易被感动……
10月，刘忠林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借出50万元，但这笔钱如何使用，考验着爱情与亲情。
按照当地习俗，男方在结婚前应该给女方父母一笔四五十万元的“彩礼”，宁宁还提出先办结婚酒席后领结婚证。这让刘忠林疑窦丛生，担心被骗，他没有送彩礼，而是花45万元在吉林辽源买了一套82平方米面积、装修齐全的新房，只给了女友两万元。这激怒了宁宁，她不辞而别，微信“拉黑”了刘忠林，但将两万元还给了刘忠林的表姐，表示自己不是骗子。
刘忠林的哥哥在刘忠林当年蒙冤入狱时，没有按照刘忠林的嘱咐帮他请律师，导致他在法庭上没有律师辩护，还卖掉了刘忠林名下的土地和房屋远走深圳。刘忠林从法院借到了50万元后，哥哥回来了，向刘忠林借钱。刘忠林却追问起了当年哥哥卖掉他的土地和房屋的事，并拒绝借钱给哥哥。哥哥后来又提出春节期间到刘忠林家里来，也遭到了刘忠林的拒绝，还被“拉黑”了。刘忠林认为，哥哥对他完全没有亲情，只有钱，就是冲着钱来的……
刘忠林现在喜欢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了就用电饭煲煮粥吃，炒两个菜。房子里暖气很足，家里很温暖，但也很寂静。整天无所事事的刘忠林觉得，这房子就像个棺材，自己就是在等死。如果没有25年的牢狱，他现在应该有个大家庭，早就当爷爷了。
好在寂寞的日子也没有延续多久，2018年年底，刘忠林又交了新女友，才认识半个月，刘忠林就觉得她朴实、不谈钱，准备春节前就结婚。未来的打算，刘忠林想用赔偿来的钱买个门面房，做点小生意；或者回村子里买间房，收点地，种地为生；或者把钱都存起来，自己外出打工……
有了赵作海和陈满的教训，以刘忠林的谨慎，他应该不会轻易被骗了。
相比于刘忠林，也是吉林高院在2018年平反昭雪的金哲宏，国家赔偿款还没有着落。金哲宏本名“金哲红”，判决书上也是“金哲红”的名字。因为“宏”与“冤”字近似，他故意写“宏”，表示自己是冤枉的，久而久之，就成了金哲宏。
据金哲宏的代理律师李金星介绍，金哲宏2018年11月30日出狱后，一直和儿子临时找地方住在一起。由于当年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他已经成为手不离拐杖的残疾人，无法独立生活。24年后归来，家破人亡，出狱后，一切都很陌生。金哲宏现在浑身都是疾病。但是，他内心非常高兴，因为终于恢复自由了，彻底平反了。
闻听金哲宏平反归来，他昔日的战友、老邻居、老同学都来看望他、祝贺他、鼓励他。可是，金哲宏说着说着就哭了，泣不成声。金哲宏已经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同样都在吉林省，相信比照刘忠林案，他的国家赔偿数额也不会太少。
同吉林的这两位相比，也在2018年平反的江西的李锦莲则要困顿艰难得多。2018年10月18日，69岁才出狱的李锦莲因不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93万元国家赔偿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10月26日已被受理。李锦莲还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了两份刑事控告书。第一份控告江西省遂川县民警丛桂武、郭冬生等人在办理李锦莲案中实行了非法拘禁与刑讯逼供；第二份则是控告五名遂川县民警对其妻陈春香以“盘问留置”的名义进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导致其不堪压力，于1998年10月31日自杀。
此前的9月1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向李锦莲支付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2035036.7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0万元，合计2935036.78元，驳回了李锦莲的其他赔偿请求。李锦莲国家赔偿案的代理律师韩冰告诉记者，在近几年平反的众多的冤错案中，李锦莲的国家赔偿款额是唯一被法院裁决而不是协商达成的。
李锦莲服刑共7175天，只比刘忠林服刑时间少20%，但两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相差100万元。同样是在江西高院平反的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黄志强等四人奸杀案，四人服刑时间比李锦莲要短6年，拿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90万元，而李锦莲遭受的精神损害是非常大的：妻子陈春香受牵连遭到刑讯逼供，最后被逼自杀；女儿李春兰为父亲的冤案长年奔波申诉，至今未婚；李锦莲出狱时已经69岁，丧失劳动能力。再者，李锦莲案被最高法院两次指令江西高院再审，2011年第一次再审时江西高院拒绝纠正此案，维持原有罪判决，而李锦莲的母亲在2012年含恨辞世，导致李锦莲无法为母亲送终。在全国此类案件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同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比例都在60%甚至80%的情况下，李锦莲得到的比例是40%多一点点。
李锦莲回家时已经69岁，当年被捕前他家的条件在全村最好。如今是全村条件最差的，甚至几近倒塌的房屋已经成了危房，根本就无法居住。只好和女儿借住在亲戚和女儿的同学家里，出狱以后已经搬了好几次住处，居无定所。有官员公开说已经为李锦莲家修了房子，实际情况是连一片瓦都没有动。还说想关心他们找不到人，李春兰反问：“我有手机，怎么会找不到我？”真实情况是，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临时要见，李春兰当时不在县城，说今晚不可能见，这就算找不到人了。而入狱前耕种的田地早已被人侵占，虽向政府多次请求解决，仍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再说江西另一个平反的冤案，也因为国家赔偿，当事人不再与律师见面。黄志强等四人奸杀案，平反之后申请国家赔偿，协商的时候有人要求当事人把外地律师都辞掉，用政府指派的律师，当事人照办了。程立和与张维玉等律师沟通解释后，律师们也就释然了，没有怪罪他们的意思——只要对当事人好，能拿到更高额的赔偿金，不代理又有什么关系？
但误会还是发生了：黄志强是首先不同意外地律师给他代理的，政府给他安排了律师。媒体报道的时候，报道了黄志强不与其他三人一起申请国家赔偿的问题，让黄志强有些不高兴，从此不愿意见张维玉等律师了，律师去了也躲着他们。
目前，除黄志强之外，其他三人在律师们去江西乐平时都会和他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黄志强再也联系不上了。2018年年底，律师们曾想去乐平再与当事人聚会一下，但想到黄志强已经不愿见他们，去了难免尴尬，也就打消了再去的念头。
张飚和他拯救的人
十八大之后的冤案平反是从张辉张高平案开始的，人们记住了检察官张飚和律师朱明勇的名字。记者联系张飚请他介绍张辉张高平叔侄现在的情况，张飚简单地说：“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张高平两个女儿都生了孩子，生活得很幸福。张辉先是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自己开了一个小旅店经营着。”
但记者通过原《东方早报》记者鲍志恒与张辉通了电话，张辉本人的说法则喜忧参半。张辉确实已经结婚成家，有儿有女，儿子已经三岁半，女儿也有一岁多了，但他至今没有什么正经工作，身体也不太好，干体力活儿吃不消。张辉说，腰不行，稍微干点活儿就会痛半个月。再就是耳鸣，晚上头晕，一到晚上就昏沉沉的，如果没人叫就醒不过来。这些毛病都是监狱里落下的。叔叔张高平也都有，而且比他更严重。
两个人拿到的国家赔偿款，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还债，张高平的哥哥、张辉的父亲张高发，当年为了这个案件的申诉全国奔走，欠了很多债，都靠领到的国家赔偿金还了。剩下的，一部分用来盖房，一部分用来日常开销，也曾投资做过一些小买卖，有赔有赚，倒是没有像赵作海、陈满那样被人骗，但也经历过一些风险和考验。如今，赔偿款也所剩无几了，又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张高发老两口现在养猪为业，还接济着生儿育女的张辉一家。张辉很想再重操旧业去开车，好养家糊口，但腰疼是个大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开车的工作。“你们记者能不能帮我报道一下，最好让政府给我找个开车的工作。”
同张辉相比，张高平的生活更加艰难。他至今没有成家，一个人住在张辉家隔壁，孤孤单单的，只有两个女儿隔三岔五过来看看他，女儿不来就很孤独。问到今年过年张高平会上谁家，张辉说，或者到他家，或者去另外两个哥哥家，到时候再说。当年张高平是全村最能干最能赚钱的人。如今年老多病，干不了体力活儿，终日在家形影相吊，未来也许就是孤独终老。
除了张辉张高平案，张飚检察官另一个大力推动最终平反昭雪的是周远案。与周远母亲李碧贞联系上之后，李碧贞简单回应：“周远现已成家了，我还是老样子。有关20多年被冤的事，想说的事当然很多，比如：赔偿款的事情，追责的事情，等等。想想还是不说它了，社会现状就是这样，慢慢放下吧。”
但比张辉张高平和周远两家人更令人忧心的，是张飚检察官本人。2018年12月2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张飚获得了“改革先锋”光荣称号，被誉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模范检察官”，是全国检察系统唯一被表彰为“改革先锋”的检察官。但2018年对于张飚来说，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情，他唯一的女儿身患癌症，而且到了晚期。
2018年年底，记者从鲍志恒的朋友圈里得知张飚女儿罹患癌症，急忙打电话向张飚询问。张飚简单地讲了女儿的情况，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属于晚期。他说：我又面临着一次重大考验。“你是怎么知道的？”当得知记者是从鲍志恒的朋友圈里看到的，连连说：“这样的负面消息不要扩散啊。”
张飚老两口和女儿女婿都不富裕，都是工薪阶层，为了给女儿治病，女婿已经卖了一套房子。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记者几乎彻夜失眠，一直在问老天：张飚检察官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摊上这么不幸的事？老天你也太不公了！
逝者与生者
十八大以后平反的冤错案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两个：聂树斌案和呼格吉勒图案。这两个案子，真凶出现了，但蒙冤者无法归来。
2018年8月25日，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因高血压引起心脏病突然离世，享年73岁。距离儿子聂树斌含冤而死过去了23年，距离儿子改判无罪不到两年，距离获得国家赔偿刚刚过去1年。离世之前，聂学生曾对妻子张焕枝说：“再也没有什么遗憾。”
2017年3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人去石家庄市下聂庄，给聂树斌的父母送达国家赔偿决定书，各项赔偿共计268万余元。有了这笔赔偿款，聂母当年在自家院子里盖起了新房。相比于以往出现在新闻报道镜头中昏暗潮湿、略显残破的老宅，聂家的新屋宽敞透亮，被聂母打理得窗明几净，全家人的心情也都好了起来。
聂母最近一次出现在舆论视野，则是2018年年底去河北广平医院探望郑成月。郑成月因身患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高血压、腹腔积液、脑梗塞、二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生命垂危。当年，作为河北广平县公安局抓获王书金的副局长，郑成月坚持认为王书金才是杀害康某的真凶，从而为聂树斌案的平反奠定了基础。聂母给了郑成月家一笔钱，具体数额未向外界透露，但据知情者说，决不是一笔小钱。郑成月后来得到不少人的资助，转院到北京继续治疗，经过透析治疗后，目前病情大为好转。
呼格吉勒图的哥哥昭力格图，也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了他们家这两年的情况。呼格吉勒图的父亲已经70多岁、母亲60多岁，在冤案平反后已经进入了正常的生活。但他们心中的阴影和创伤并非很快可以平复，平时在家中闲坐，喜欢念叨死去的儿子，回忆呼格吉勒图和哥哥弟弟三个孩子小时候一起嬉戏玩耍的情景、在牧区生活时的成长过程，表现出对呼格吉勒图无尽的思念。他们有时候也回忆申诉上访路上的苦和难、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那些给过自己温暖的人和事。
2018年下半年，呼格吉勒图的母亲血压升高，心率早搏，而且还有抑郁倾向。曾为呼格吉勒图案五次发内参的新华社记者汤计，介绍呼母到一家蒙医医院进行心理疗法治疗，呼母感觉很好，睡觉比以前好了很多。现在每周都要去医院治疗一次，病情明显好转。
每年农历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和大年三十，昭力格图和弟弟都要开车去呼格吉勒图的坟前祭扫，但他们希望父母尽量不要去，因为去了就会大哭一场，然后好几天都郁郁寡欢，老人家经不起这样的情绪波动。两位老人最后一次到呼格吉勒图墓前，应该是2018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但即使经劝阻没有去扫墓，两位老人也会对着呼格吉勒图的照片发呆，在心里默默地祭奠。
福建，建设幸福
同这些平反昭雪之后渐渐走出阴影的人相比，念斌姐弟的心理阴影面积一点也没有减小。念斌在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无罪后不到九天，也就是2014年9月1日，就发现被平潭县公安局再次列为当年投毒案的犯罪嫌疑人，被限制出境。
念斌申请国家赔偿的过程异常艰难。除了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共113万余元外，其他冤案平反者都能拿到的一点“法外补偿”，念斌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在8年申诉中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举借了数百万元，这113万元的国家赔偿连还外债都不够。
针对国家赔偿案件，念斌姐弟先后经历福州中院、福建高院最后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法院努力解决却无果后，念斌针对平潭县公安局给他戴的犯罪嫌疑人帽子，向各级检察院提起侦查监督，还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也历经三级法院，最终也到了最高法院。屈指算来，这五年先后经历20余场诉讼，让念斌深陷诉讼泥潭。
念斌入狱前已经成家，有一个男孩儿。而念建兰为了弟弟的事四处奔走把自己耽误了，直到现在仍未成家，但对于未来的生活，姐弟两人依然充满信心。这样战斗力很强的人，心理素质也比一般人好，反而少了很多困扰。
相比于念斌姐弟，吴昌龙的情况则要好得多。自2013年5月3日吴昌龙被宣判无罪释放后，这位当初27岁即将结婚的青年男子，在历经十二年冤狱后回家，已经是39岁的中年男人。所幸，吴昌龙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恢复比较快，比较好地融入了社会，或许因为他的家庭是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充满家庭的关爱。
吴昌龙出狱后很快结婚，妻子漂亮贤惠，继而生了两个胖小子，调皮又捣蛋，家里充满了生机和欢乐。吴昌龙现在由政府安排了一份轻松的工作，这样可以不乱跑乱动。工作之余，他开了一家海产品的网店，专卖刚从大海里钓上来的新鲜海产品。由于他人实在，口碑好，生意做得很红火，不仅在当地，而且在网上已经小有名气。他整天忙忙碌碌，生活很充实。他的家人对他都很关心，他很孝顺父母，心疼他的姐姐吴华英，一家人和睦和谐，生活很踏实。
同吴昌龙相比，许金龙案的四位蒙冤者平反出狱后的近况则要差一些。四家人之间已经互相少有联系，都不知道其他三人现在怎么样。许金龙的哥哥许金森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自己已经来到广州打工半年多，对老家的事情所知甚少，不清楚其他三家人现在怎么样。
许金龙在电话中告诉记者，2017年拿到200多万元国家赔偿后，将其中的100多万元给了哥哥许金森，用于哥哥归还这些年欠下的亲朋好友的债务。这些债很多是用于案件的申诉上访，许金龙觉得，哥哥几十年如一日地救自己，自己拿赔偿款替他还债，天经地义。但这种做法无法得到女友的理解，二人的关系因此变得若即若离。女友已经为许金龙生下了一个女儿，但一直没和他领结婚证。这种情况在福建当地并非罕见，农村很多家都是生儿育女后才领结婚证办婚宴。现在女友平时不与许金龙生活在一起，偶尔会回来看一看女儿，女儿由家中亲戚代养。
许金龙用剩下的国家赔偿款，在莆田市内买了一套房，又在村子里盖了一座小楼。记者问他：“要么你在村子里盖房，要么去市里买房，为什么弄两处？”许金龙说，市里的房子当初觉得便宜就全款买了，然后又以这套房子作抵押从银行贷款，盖起了村子里的楼房。按照农村的习俗，村里是他的“摇篮地”，必须有一套房子。
如今，许金森还欠着一些外债，正在辛苦打工还债。许金龙曾经做过三个月的外卖送餐工作，后来因为要盖房子辞职了。他打算春节过后，等房子盖得差不多了，再去找一份工作，努力打拼，把女儿养大，劳动致富，不让人瞧不起。
相比许金龙，许玉森一直没有与记者通话，虽然他女儿告诉记者，已经把记者的电话给了父亲，父亲应该会来电话的。据许玉森女儿介绍，平反出狱后的父亲性格比入狱前有明显的变化，变得比较易怒，以前是爸爸让着妈妈，现在反过来了，妈妈让着爸爸。妈妈说：能理解他现在的样子，受了几十年的冤屈，始终心里都有一股恨，觉得不公！
而张美兰一家则应该是四家人中过得最好的。2016年春节，也就是在冤案平反后不久，张美兰的女儿张珍烟就到北京来做了眼科手术，术后恢复得很好，如今在村里做代课老师。张美兰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卖部，偶尔给村里送送煤气打发时间，精神状态日渐好转。在张珍烟的微信朋友圈里，经常可以看到她发出的其乐融融的照片，他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
四人之中还有一位蔡金森，当初留给记者的手机号码已经成为空号，其他三人也联系不上他，无法完成采访。也许，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消失在人群中，不愿再受到更多的打扰。
另外一位不愿被打扰的人，是陈夏影案的当事人之一黄兴。但本社记者打扰他没问题，因为他还认在平反前报道过他的冤案的记者。一去福州，他就邀请记者到家中住宿，但他说：“除了你，另外一个还见面的就是《北京青年报》的一位女记者，她也是在冤案平反前就报道出来的。除了你们两个，谁采访我都不见，不想让别人‘看猴’，怀着好奇心来看一种少见的动物。”
黄兴在事业和家庭两方面建设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家庭方面，他出狱才三年半，已经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快三岁，女儿刚刚一岁，非常可爱。事业方面，他的发展有些惊人，最近在湖南株洲投资养鳗鱼，还准备去老挝养鳗鱼，进入到“一带一路”的出国创业大军中。当初出狱后，他曾对朋友们表示，如果能挣下一套房和一部车，存折上还有500万元存款，就可以满足了，就不干了，准备养老了。如今，在短短的两三年里，这些都已经实现甚至超过了，但黄兴并没有停止创业。
黄兴的朋友告诉记者，黄兴出狱后非常拼，非常努力，似乎要把在监狱里耗掉的20年时光夺回来。最开始做饮料生意，黄兴亲自开车送饮料，亲自搬饮料上门送货，什么事都亲力亲为，遇到熟人也没有一丝一毫觉得不好意思。后来生意好了，更是全国各地跑，有一次两天两夜驱车30多个小时，除了必要的在服务区休息避免疲劳驾驶，一直在路上。能够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就发展得这么好，也并非侥幸。
刚出狱时，黄兴得到两个弟弟的接济，拿到的国家赔偿款，如何投资，如何创业，都接受两个弟弟的指点。如今，黄兴已经反过来开始安排接济两个弟弟的生意，做回了“大哥”的样子。记者去采访时，黄兴讲了一晚上的“生意经”，很多新鲜的名词术语，很多经济领域的国家政策，黄兴都信手拈来，滔滔不绝，把记者听得一愣一愣的。记者一直劝黄兴做生意要“稳”一点，黄兴连连说“知道知道”，福清这地方，今天红火明天破产的人很多，要合理合法地做生意，还要尽量稳一点。
而陈夏影出狱后的生活更为平静，也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儿。他的国家赔偿款归还了债务后，只剩下了几十万元，一直由妈妈掌管着。陈妈妈听说了赵作海、陈满等人被骗的事，一直不同意将剩下的钱再去投资或创业，担心风险太大血本无归，而是由自己做一些理财，每月给陈夏影2000元零花钱。陈夏影说，他没法投资，也没法创业，能做的也许就是打工。
陈夏影之前去过陕西一个煤矿干了一个多月，因为种种原因又辞职回家了。他计划2019年春节过后再去山西一家煤矿，也是去打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能改善全家的生活，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和生活条件。
几个月前，陈夏影在父亲的建议下，曾经想去申请滴滴打车的司机业务，但滴滴公司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他去派出所开，派出所告诉他，他的犯罪记录并未消除。这让陈夏影很诧异，自己早就被法院宣告无罪了，怎么公安网络上还有犯罪记录？但他没有像念斌姐弟那么愤怒，也不想再去跟公安机关纠缠，他觉得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应该不大。
第二天，陈夏影开车将记者送到机场，我们在航站楼大门口分别。一转身，记者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与陈夏影和黄兴两家人的感情，分明已经像亲人。去的时候，载欣载奔；走的时候，难舍难分。
“你们都要幸福啊！”千言万语，其实都可以汇成这样一句话。那些受过苦受过难的人，你们都要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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