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法治国家里，公众都有权表达对死刑政策松缩的意见，这不是对于个案的舆论干涉。多位法学专家给此案提出的事实认定上的提出的质疑，司法机关应该积极回应，死刑判决经得起围观，才能体现对生命和法治的尊重。
▍文 凤凰网评论部
▍来源 凤凰网
贾敬龙似乎躲过了“7天”的死亡之约，10月24日，在送达贾敬龙案死刑核准裁定书的第七天，最高法院院长尚未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他还活着。
此前“刀下留人”的舆情已发酵许久。案情大致是：河北石家庄长安区北高营村旧房改造时，贾敬龙精心装修的婚房，在婚礼前不到20天，被当地村委会“强行拆除”，他对该村村长兼书记何建华产生怨恨。2015年，他用射钉枪将其杀害。
杀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但这次讨论并不是关于贾敬龙是否有罪，而是是否应该适用死刑？对其作出死刑判决，是否符合近年的死刑适用标准？
有人将目前的舆情斥为“舆论干预司法”，甚至放出“蘸人血馒头”的诛心之论。但是，就此次死亡判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副教授劳东燕，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等多位中国行政法、刑法界一流的、平素一贯严谨的学者，对此案明确给出否定性的质疑——“贾敬龙是不该杀的”：“贾敬龙案不符合死刑立即执行的刑法标准”。足以说明这个死刑判决的确存在很大的争议性，绝不是民粹闹事、舆论绑架司法的问题。
就中国的死刑标准来说，2007年最高法、最高检等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明确，我国的死刑政策是：“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我国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但应逐步减少适用，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
人们也注意到了，最近中国死刑政策的一些动向：在中国《刑法》明确保留受贿罪死刑的情况下，云南原书记白恩培、龙煤集团领导于铁义收受财物高达数亿元的天文数字，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仅被判处死缓附带终身监禁。
这说明司法当局认为如此的腐败罪行仍达不到了“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标准，而是属于缩限死刑的适用范围，那么，最高法有必要对贾敬龙的死刑做出充分释明：何以贾达到了“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标准，不属于“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的范围？
慎用死刑是法治的发展潮流，也是中国司法当局近年来多次对外作出的庄严承诺，这个承诺也具体落实在了一系列的司法措施中。如果说，白恩培的2.4亿元贪腐案；薄谷开来蓄意谋杀投毒，并事后通过公权掩盖罪行案等极其严重的罪行，并未适用死刑，体现的是严格限缩死刑适用范围的审慎司法精神，那么，贾敬龙的死刑无疑走在了另一个方向上。如何保障死刑政策的统一性、自洽性？贾敬龙有没有“公平地”适用死刑？
贾敬龙案的最大舆论特点在于，公众和专家谈的都是法律，“就法律谈法律”，“就死刑政策谈死刑政策”，不是舆论绑架司法的问题。就死刑政策来说，在之前多起案件限缩死刑适用的情况下，贾案为什么要适用死刑？在任何法治国家里，公众都有权表达对死刑政策松缩的意见，这不是对于个案的舆论干涉。多位法学专家给此案提出的事实认定上的提出的质疑，司法机关应该积极回应，死刑判决经得起围观，才能体现对生命和法治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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