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 云青山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
2015年11月17日，周文斌案庭审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发现，当事实被一点点展现、证据被一个个证明是伪证之后，争议已不在事实、不在法律、不在逻辑、而是在良心。
当天下午6：30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首先开始了程序化的念稿。尽管经过那么多天的庭审，很多证据、事实、争议已发生变化，但公诉人仍然宣读“第一季”时的公诉词，毫无新意，甚是乏味。
而后，辩护人易延友展开了一轮触及灵魂的辩护。从庭审程序的合理合法与否到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从证据采信到证明标准，全方位论证了起诉书指控周文斌犯罪事实难以成立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周文斌也进行自我辩护，再次讲述了其如何被刑讯逼供，假的言辞证据如何形成，并且描述了遭遇刑讯场景。周文斌说，控方如果真的想了解真相，只要去实地查一查，走访一下，就知道很多所谓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根本就是假的；在法庭上辩不出证据，要出去走访。这让人想起周文斌在辩解李章作的部分时说，公诉方应该去查一下，只要查到其与李章作有一次通话记录、一个短信来往，无论通话说了什么，也不论短信内容是什么，他就认这笔240万元行贿款，这是何其地悲凉。
朱明勇律师在其辩护意见中重申了那些错误百出、矛盾丛生的控方证据是不能作为证据对被告人予以定罪的。同时，他还逆向论证了本案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如果控方认为证明周文斌受贿的证据确实充分，为什么不把行贿人都立案调查，行贿数额如此巨大，行贿人都够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控方非但让他们逍遥法外，唯一被控制的行贿人却恰恰是行贿数额最少的那一个。
听完庭审，我发现，案件审到最后，已经没有任何事实上的争议，即使有争议，那也只是公诉人罔顾庭审而自说自话的争议；法律上也没有争议，即使有争议也只是懂法与不懂法的争议；逻辑上也没有争议，即使有争议也只是有逻辑与没逻辑的争议。到头来，本此庭审本质的争议原来是良心的争议。
一、有关事实和法律的良心之争
公诉人罔顾庭审中发现的证据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多次发表意见表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有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闭合的证据锁链，能够证明对被告所指控的罪名。
在这里，先不讨论被告周文斌究竟有没有受贿，因为法庭还没有做出最后裁判，事先评判不太恰当。但只看三个方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说本案到最后只剩下良心之争：
一是，被告人是否已经提供了他被刑讯逼供的线索。公诉人发表公诉词说，辩护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凭主观想象，揣测被告人被刑讯逼供。对此，易延友已经充分地论证过，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只要提供有效线索，控方就应当对侦查机关没有刑讯逼供举证。而事实上，被告周文斌已经在“第一季”中展示了身上的伤痕，同时说出了为其医治刑讯伤情的医生的人数、身高、发型等信息。这一点在周文斌自我辩护时也进行了反复强调。而公诉人在看到伤口后的反应是：把头转到一边，说我什么都没看到；对于法律规定的线索，公诉方顽强抵赖，将掩耳盗铃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刻意回避这些线索，刻意回避法律有关“提供线索”的规定。
二是，本案事实是否已经清楚。经过8天的庭审，被告人的有罪可能性被一步步降低。其重要原因就是，控方提供的证据中充斥着大量的伪证。包括“不存在”的行贿地点；错误百出的香港取款凭证；另外，除去那些虚假书证，本案所有被控方用来起诉被告人的证据，全部是言辞证据，包括千变万化的证人证言、矛盾遍地的证人证言。
三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面对满眼的非法证据，怎么可能再努力推动对被告人定罪？而公诉人仍然在最后一次发言时说，案件事实已经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以上三点，良心可鉴！
二、关于校园辩论赛模式在法庭使用是否恰当
（一）对于辩护人朱明勇提出的诸多证据上的不合理之处，来看控方是如何反驳的。辩方提出，证据反映出的多笔行贿的行贿地点不符合常理，这些地方要么人多，要么行贿时根本不存在，要么极容易被无关人员发现。控方的反驳是，“辩方认为，被告人在这里行贿不合理、在那里行贿也不合理，那我想问辩护人，在你们看来，在哪行贿符合你们的常理？”。也就是说，在辩方提出合理怀疑之后，控方不是解释这些疑点，强化犯罪事实成立的可能性，而是无脑反问，撒泼耍横。据说这是校园辩论赛的一大策略，在反驳对方论点的时候，效果极佳。而这样的手段，在控方的指控和论证中比比皆是。
对此，朱明勇律师在其辩护意见中进行了深刻说明。要查清案件，归根到底，要先看事实到底有没有，有了才能讨论，是什么样的性质，是否构成犯罪。通过庭审看到的问题是，事实没有被公诉人用证据予以证明，我们辩方对证据的解读和驳斥，已经把证据驳斥得体无完肤，而公诉人不去解释或弥补，而是自说自话，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这么讲的话，那些不存在的行贿地点怎么印证？胡彪斌没有取款，证据里却出现了取款记录，王雪冬没有取款凭证，控方却搞出个假的，怎么印证？凭证上有人签名送钱给周文斌，这个人后来又说凭证是假的，怎么印证？这些问题就是法庭要解决的焦点问题，不在焦点中去解决案件事实是否存在，证据能否证明，控方却总是在玩文字游戏，没有任何意义。
（二）对于辩护人易延友在辩护意见提出的论证，公诉人不针对辩护意见中的事实论证和法律解释进行反驳，而是抓住辩护意见中引用的谚语，大肆渲染。这是辩论技巧中的避重就轻。公诉人还说易延友的辩护是把法庭当成教堂、自己的课堂。这种歪搅胡缠的辩论方法，让听众对辩方的整体论证产生怀疑，同时还能曲解对方意图，使其不能迅速整理思路进行反驳的对方“辩友”自乱阵脚。
对此，易延友也反驳道，他并没有把法庭当做课堂、教堂，而是公诉人把法庭当做大学辩论赛，运用辩论赛的各种技巧，巧言令色，以偏概全，不是合格的法学毕业生。在关乎被告人刑事处罚、人身自由的庄严法庭上，公诉人使用这些辩论技巧，为了争辩而争辩，为了定罪而定罪，良心可鉴！
最后，朱明勇律师发表辩护意见结束时强调，“起诉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当我们发现没有证据证明犯罪，当我们已经发现案件是假案的时候，还一味地推进，让被告人接受刑事处罚，那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叫《平庸的恶》，请公诉人多看看，有时间多读几本书，不要只在那里喊口号。”
正如易延友发表辩护意见几近结束时被公诉人试图阻止一样，当朱明勇说到《平庸的恶》时，公诉人再次试图阻止。不知是良心发现，还又是辩论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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