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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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外：秘密审判受质疑
南昌一夜气温骤降，2015年11月9日清晨，南昌中级法院门口依旧聚集了数十人，有南昌大学周文斌的学生、有本地和外地赶来的律师。已经经历法庭调查、辩论和最后陈述的周文斌案“推倒重来”，于当日重新开庭，是为周案“第二季”。
一大早，南昌中院，这栋仿白宫建筑的大门正前方，便有人张起了一幅巨大的横幅。
文字很长：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枉法裁判，2015年11月4日民事判决书（2013）洪民再指字第1号，使南昌少春中学损失巨大，南昌市中院和江西省高院某些领导一手操纵此案，我校坚决不服，将上访到底。
大概是法院已经对这类拉横幅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一上午也未见有人前来交涉或者劝说。但显而易见，横幅吸引了很多来中院办事、旁听的“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
早在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3月4日，周文斌案便在南昌中院断断续续开庭审理，实际开庭长达24天，创下职务犯罪审理时长的新纪录。3月10日，江西高院院长张忠厚曾表示，“周文斌案一审开庭已结束，近期将一审宣判。”
周文斌案审判长谭绍木
然而半年后，南昌中院并未作出判决，反而召集控辩双方进行庭前会议，决定对周案全案重审，审判长也更换为该院一名具有法学博士学历的副院长谭绍木。
公开资料显示，谭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分管刑事审判工作，具有刑法学博士学历，系中国刑法学权威赵秉志弟子，属学者型官员，曾经南昌航空工业学院政法系法学教研室主任，且为民进南昌市委主委，2005年公选为南昌中院副院长。
辩护人方面，除了律师朱明勇继续出庭外，周文斌家属又委托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担任周文斌的辩护人。易延友为刑事诉讼法领域专家，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
公诉人阵容不变，仍然为第一季的四名检察官。
更为凑巧的是，审判长谭绍木、辩护人易延友和被告席上的周文斌，都是湖南人。三个博士、三个湖南人，一台法治大戏。
周文斌辩护人易延友教授
前往旁听的人民群众，则恐怕要失望了。上次庭审，法院安排了最大的第一审判庭，可坐两三百人，前往旁听的只需要持身份证进行登记便可以旁听。
而这一次，法院换成了只能坐60人左右的第二审判庭，所有旁听的必须持旁听证进入法庭，而事实上，所有前来旁听的群众都申请不到旁听证，旁听席所有的位置已经定好了事先组织安排好的人员，这些人多为南昌本地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亦有法院的实习生，而留给家属的只有三个空座。
约有30多名赶来旁听的市民和法律界人士均被阻拦在法院大厅内，无法入内旁听。有江苏来的律师见状，上前与法警交涉，指责南昌市中级法院搞变相的秘密审判，但仍未获准旁听。
周文斌的家属情绪激动，质问法院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搞秘密审判”，周的家属也仅仅给了3个名额。法院大厅一时回响着周家姐妹的质问，而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言不发，跑进了办公区。
进入第二审判庭，需要穿入一张大门，这里已有法警把守，门口挤满了无法入内旁听的群众。一个自称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赶来旁听，却很快从工作人员手里拿到了旁听证。
这位一直旁听周文斌案第一季的当地市民，今天未能获准旁听
这是关心中国法治的人格外熟悉的一幕！南方都市报曾有一篇关于关于法院如何限制、控制旁听的报道——《庭审旁听在中国》（http://news.ifeng.com/a/20140514/40285011_0.shtml），其中就有对周文斌案辩护人朱明勇的采访：
“法院一般不会直接说不让旁听，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来限制。”除了“组织占座”之外，律师朱明勇根据自身经历，总结了几种方式：规定被告人家属旁听人数；选择小法庭；不提前公告；通过发旁听证进行限制。”
对于法院明显事先组织人员在法庭内占座的行为，周家姐妹气愤不已。她们指着审判大楼大厅正前方的一个标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大声诉说，“旁听的都是事先组织好来占座的，这不是变成了秘密审判了吗？真正想来旁听的人却不让旁听，如何能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全国司法机关的要求，在审判大厅抬头可见。司法公开则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重点推进的司法改革举措，可惜，在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甚至扳倒重审的周文斌案庭审中，南昌中院仍然在旁听的问题上搞小动作。
周文斌案辩护人朱明勇律师在中午休庭间隙接受媒体采访
法庭之内：“逼供四部曲”？
上午九点半，庭审开始。周文斌穿棕色外套，神态镇定自若，步入法庭。
公诉人先宣读起诉书。周文斌对照手中的起诉书副本仔细倾听宣读。起诉书指控周文斌涉嫌受贿和挪用公款。起诉书宣读完毕后，法庭宣布先调查挪用公款方面的犯罪。
公诉人指控，周文斌在担任南昌大学校长期间，挪用南昌大学公款借给房地产开发公司用于地产开发。周文斌在庭上解释称，2003年，自己在担任南昌大学校长之后，为了解决教师的住房问题，采用了与开发商谈判、团购的形式，购买了五百套住房，再分给了学校教师，整个过程都是正常的行政决策，自己并未越权，支付给开发商的钱也是团购协议的预付款，而非挪用。
公诉人认为，周文斌在批示支付团购商品房预付款及后期增加的预付款时，没有经过校长办公会议决策，就签字了。周文斌认为，整个团购的项目是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的，后续的执行不必每次都上会，自己看准了就可以拍板，他提到了一个比喻：“足球有主裁和边裁，如果主裁判看准了，这个球就可以吹，不一定要看边裁有没有举旗子，支付款项是我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我并没有越权。”
随后，辩护人向周文斌发问，周文斌称，自己当初决策团购住房，事实证明是正确的，现在这500套住房，相当于给每个老师增加了100万的财产性收入。
11点半，关于起诉书挪用公款部分的法庭讯问结束，进入到受贿犯罪的讯问。中午12点，法院宣布休庭。
下午一点半，庭审继续。下午仍然是控辩双方对于周文斌的讯问，集中于起诉书对周文斌受贿犯罪的指控。
起诉书指控周文斌的受贿来自24个行贿人，其中有16人为周文斌原南昌大学的下属或系统内的职工。起诉书指控周文斌在春节、端午等节假日，收受了上述诸人的礼金，数额多为5000、1万不等。
而周文斌解释称，上述指控的依据来自其在纪委和检察院期间的笔录，而这些笔录是逼供的结果，他总结了这些南昌大学下属给其“行贿”的由来，称之为“四部曲”：
第一步，办案单位首先让他写交代材料，要求供述历年来收受红包、礼金的情况，他于是把南昌大学各处室、下级单位给其发放的讲课费、劳务费及年终福利奖金的情况如实进行了陈述。第二步，办案单位又要求他把每一笔福利奖金的发放落实到人，不能只写发放的单位、处室；第三步，周文斌把发放福利奖金的经办人写上之后，办案单位又要求拿掉发放福利奖金的处室单位的名字，只保留给其发放钱款的具体经办人；第四步，要求交代给其发放钱款的人“为什么要送钱”？是不是为了提拔、重用等请托事项。
周文斌说，原本是交代南昌大学各下属单位给其发放年终福利奖金的问题，经过这样四步之后，就变成了他接受他人请托、受贿的证据了。
“完全是编故事，”周文斌说，他自己被双规之后，办案单位要求他重点回忆在基建、园林绿化、教学科研设备购买等领域的问题，“每个领域都要有”，“我是在面临办案单位的特别手段和特别措施下编出来的。”
庭审前的庭前会议上，辩护律师申请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未被法院采纳。但在下午的庭审中，周文斌还是谈到了自己在纪委“双规”阶段遭受的刑讯逼供。
周文斌称，自己在纪委双规点被要求十天十夜站立，站到“脚肿得像冬瓜，脚上的水泡有鸭蛋那么大”，并且经历了“七天七夜不让睡觉”、“五天五夜车轮战审讯”。除此之外，周文斌称，办案机关还用“株连”的方式，将自己并非中共党员、刚做完心脏手术不久的妻子抓起来，并且每天将其妻子哭诉的视频拿来给自己看，要求其“认罪”、“配合”。
下午5点左右，当周文斌讲述自己受刑讯逼供的惨状时，旁听席上周文斌的家属情绪激动。因抗议公诉人屡次打断周文斌对刑讯逼供的描述，周文斌的姐姐被法庭逐出。
周文斌的辩护律师朱明勇提出，周文斌提供了被刑讯逼供的具体线索，法庭应当就此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但公诉人认为，周文斌所讲的其作为党员接受纪检部门调查阶段的情况，不是法庭调查的内容，检察院立案侦查后并未对其刑讯。但周文斌当庭表示，其在被检察院正式刑拘之前，江西省检察院的4名检察官曾来纪委办案点对其提讯并做笔录，“一下午的时间做了30到50页的笔录，”他说，检察院的笔录都是拷贝自纪委，他迫于当时情况都只好签字。
周文斌的另一辩护律师、清华大学教授易延友表示：刑诉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对这个法条的理解，“应该是任何机关采用上述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都要排除，从来没有说纪委的非法证据就可以不排除”。
此外，易延友还在庭审中表示，不能孤立地来看周文斌在检察院侦查阶段的笔录，应该结合纪委双规期间来看，他认为，周文斌在检察院阶段的笔录是建立在纪委非法证据基础上的证据，“他们是有因果关系的一连串证据，因此也应当予以排除”。
仲若辛律师在南昌中院接受媒体采访谈审判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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