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卫清
整理/曹艾米
奚晓明在最高院副院长的任上出事了。更早一些时间，老经济庭的圈子里就在传言，“奚头”要出事了。但是大家都想不通为什么是奚头。“奚头”是从奚晓明任最高院经济庭长时流传下来的称呼。
经济庭是一个特殊的设置，经济庭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位。经济庭是改革开放和司法体制改革中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后来在“大民事改革”中被取消，承担的职能几经变化、分化，是非常特殊也极为重要的一个庭。可以说，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庭存在的那段时期内，法院系统最聪慧、最优秀、最前沿的人才，在经济庭的占很大一部分。当上经济庭长、刑庭庭长，就是法院副院长的后备干部。所以说在经济庭老法官的眼里，近二十年“奚头”的升迁是按部就班的、一切成就也都是毫无意外的，唯独落马是万万没想到的。
以大家对他的了解，是见过谨慎的人，没见过这么谨慎的人；奚晓明落马，是最不应该出事的竟然出事了。
奚晓明给业界的印象，是一位学者型大法官。在他之前“落马”的黄松有，一样都在经济庭，都是经济庭长出身、是最高院为数不多的，审判经验丰富，可以直接办理案件的法官。黄松有和我交情比较深，都有迅速成长、迅速被提拔的经历。
而初识奚晓明，是1994年全国民法研究会学术讨论上，我在江西高院经济庭副庭长任上出席会议，奚晓明则是作为最高院经济庭副庭长参会。会上，我是省高院的参会法官，发表的报告是关于完善民事审判制度的，很宏观的一篇文章；而奚晓明作为最高院的“领导”，发表的却是票据法中关于时效的一篇文章，非常微观，因为这鲜明对比，我印象非常深刻。
随后，最高院因积压700多件经济纠纷案件，从各地法院抽调办案骨干突击结案，我因此于1995年借调最高院，与任庭长的奚晓明共事。
同事期间，奚晓明再次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不仅是不苟言笑，简直是不事交际。大家在外面聚餐，他经常是不参加的。当时行政单位电脑用的还很少，他则拎着一部手提电脑不离身，上班就整天看见他敲字、输入，一天到晚。走廊上狭路相逢，他经常是不打招呼，一低头溜边绕过，不善言辞至此。奚晓明当庭长纯粹是“无为而治”，从来没认真安排过什么管理性的工作，无论对法官还是对事情可以说是根本不管的，是典型的业务型领导。
1998年，最高院经济庭筹备第四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作为主报告的撰稿人，文稿的讨论、修改、调研，我和奚晓明打交道比较多。奚晓明文字功底不错，初稿提供给他，修改往往很到位；对于文章主题，他事先也不给思路，但是我的大部分东西出来他也都认可。
在我离开最高院当律师时，奚晓明特地找我聊，谈话内容既始料不及又隐约在意料之中。
他对我说：“尽量不要来找我。”
我回答说：“不会给您添麻烦。”
随后我果然没有找过他，只有一次案件拖的时间太长了，我写了一份报告递给他本人，但是之后也没有下文。
对于奚晓明来讲，对体制的固有风险，他是有“对策”的。甚至于可以说，体制已对他的精神与行为形成了巨大的扭曲，但是尽管如此，风险爆发机率只会降低，不会消灭。奚晓明固然谨慎，甚至拒绝和人交往，但是对于小范围、长期的关系，他还是会放松警惕，认为知根知底的哥们儿关系，是相对安全的。高级干部往往栽在这一点上。
其实，奚晓明虽然表面不善交际，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在小范围的场合，却常见他豪爽幽默的一面。时间久了，就逐渐品味出来，奚固然天生内向，但更是刻意与人保持距离，但在小圈子之内，奚并没有那么多“不人性化”的特异行为。最终奚晓明出事，就出在他放开了、放松了、放手了、“人性化”了的小圈子。所谓“人性化”，无非是无法抵制诱惑、让步于人情请托。
包括经济庭在内，权力过大、缺乏监督是司法系统一直存在的问题。我刚当法官时，工作地点在田间地头，后来设立一个法庭，终于有了办公室，老百姓都来口头告状，连登记制度都没有，谈何监督。开家法院不容易，我们都是白手起家，只顾发挥积极性，对于监督和制约不会想那么多。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倒逼法院系统迅速上马经济审判力量，体制安排上单立经济审判庭，脱离民事审判，独掌商事审判大权。随后，市场发展如同脱缰野马，法院的经济案件审判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稀缺状态，经济庭确实起到了独当一面的作用。这些经济庭长，都是在工作岗位上边学边干，在80、90年代的中国，是一代法治探索者，当然随后也都走上高级领导岗位，权力不断膨胀。
一时缺乏监督是正常的，也不会造成什么后果；但是长期缺乏监督，人性中的贪欲很难受得住考验。尤其是法院后来实行“审委会制度”，判案的不是审案的法官，而是没有接触案子的审判委员会，这种审、判分离的制度事实是审判功能失灵、法院也成了领导一言堂。经济庭是法院的骨干力量，却有一个缺点是“离钱近”。法官办案，与老板同吃同住，很难不发生人情关系、甚至亲密关系。商事争议的高度不明确性给“经济庭长”寻租创造了便利，权力无制约更使得庭长连推脱也没有借口，因为“说了就算”，人情请托很难推托出去。这就是这些最优秀的人中有那么多走到最后命运悲惨的根本原因。
奚晓明“落马”，或许是经济庭长命运的另一个句号。
经济庭，从81年设立开始，当时不仅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还管经济犯罪；后来经济犯罪从经济庭划出，再之后知识产权法庭、涉外、海商从经济审判中分化出去，直到2000年，最高院决定取消经济庭，搞“大民事”，经济庭和经济庭长成为历史。
这些年，全国的“经济庭长”先后纷纷落马，而且下场都十分悲惨，好朋友深圳裴红泉被双规后判无期、广东高院杨贤才无期，浙江高院童兆洪自杀，重庆乌小青、青岛邱卫东自杀，新疆原鄂尔多斯中院经济庭庭长和东胜区法院院长王福金，后下海经商，资金链断裂后自杀……我则早于1999年离职下海，做了律师。像我这种离开体制的恐怕也占相当比例，法院尚存的曾经的一代骨干力量所余无几。经济庭长在最高院副院长任上落马，前有黄松有，今是奚晓明。
那么谨慎，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捉弄！
黄松有多才多艺，喜欢出入娱乐场所，酷爱交往文艺界人士，与奚晓明性格迥异。奚晓明并没有扩展自己的交往圈子，但是小圈子内同样无所顾忌。黄与奚，都是专家型法官，业务能力强，领域内颇有建树，都不是浪得虚名。居高位，有视野、有学识，对法治建设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虽然不能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在同辈人中，确实是领军人物。可以说，黄松有与奚晓明的命运多少是经济庭、经济庭长在法治进程的缩影，曾发挥巨大的作用，也在快速的制度变迁中迅速殒灭，不久的昨天尚历历在目，英年的法官已走近牢笼，令人扼腕。但是，“能力”都是双刃剑，周永康也是公认的“能吏”。这些体制内拔尖的优秀人才，对理论和实务都有深入的把握，以他们的学识和权力，如果玩弄法律和程序，为利益集团服务，危害性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作为曾经的经济庭长，回顾一代“经济庭长”成长和殒落的一步步，落马高官并不是天生的贪腐分子，而是权力缺乏制约、体制缺陷的牺牲品。人才的气数，同样是体制的气数，如何保住这些优秀的人才能够持续为法治作贡献，不致“落马”、夭折、晚节不保，更要避免一代代优秀法官“前仆后继”，如何让优秀法官的命运变的更好，是体制改革中机制完善的核心课题。这是习时代应该也必须解决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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