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2013年7月15日讯 （记者 任重远） “公众存款利息较低、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的金融垄断格局，造成了民间借贷疯狂生长。曾成杰、吴英这样的企业家的集资款，基本都投入到企业运作中，而非携款潜逃。他们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多因经济环境变化造成资金链断裂，本来通过民事手段破产重组也可妥善处理，因此曾成杰判处死刑有违公正。”
7月12日，就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执行死刑一事，京衡律师集团主任陈有西发表如上观点。
陈有西说，曾成杰等人选择民间借贷，很大程度上因为金融被垄断。在民众不甘心存款到银行而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贷款的情况下，地下金融便疯狂生长。
那些所谓集资诈骗的受害人，他们在刀口上舔血、愿意把钱借给曾成杰，是在放高利贷追求暴利。陈有西认为，这属于《刑法》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法定从轻理由。
他告诉财新记者，曾成杰、吴英等企业家的集资款，基本都投入到企业运作中，而非携款潜逃，他们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后来主要因为国家的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受到影响，才导致资金链断裂，一时周转不灵。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民事、行政手段解决结果更佳。
不看主观故意，不看资金去向是不是用于企业经营，只要有巨额损失还不了，就定性为诈骗犯罪，其实是在“客观归罪”，产生大量错案。
陈有西强调，政府未判决前强行变卖企业资产的行为，直接将曾成杰等被告送上死路。
法院未判决没收前，政府、公安无权拍卖私人财产。浙江的几个案例，也为类似案件的非刑事化解决提供了正面样板。
“富阳华伦控股，绍兴江龙控股，杭州中江集团、南望集团，都是类似的案子，债务规模达到了几十亿甚至近百亿元。后来通过民事破产清算，分期偿还了本金。这是一种代价最少，最能够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方法。按刑事处分抓人查封企业拍卖资产的，结果都导致资产进一步缩水，最后不得不重判企业主以平息民愤。”陈有西说。
在他看来，集资诈骗案的多发，首先要反思政府责任。国家财政和银行放贷都封、防民企，把他们逼向民间借贷。集资行为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尽到监控和预警职责，部分官员也参与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风险初现，政府官员、银行就通过权力和关系逼债，收回本钱和高额利息。企业没有钱还，只能用更高的利息向社会集资。这些内部人的抽资和银行的起诉查封，加速了企业高利贷崩盘的速度。当资金链末梢的老百姓最终拿不回钱闹事，政府为维稳就把企业主抓起来，其实是法律问题政治解决。
从社会危害性角度看，集资诈骗犯罪必须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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